张伯苓:一生专注南开,坚信教育救国

张伯苓:一生专注南开,坚信教育救国
原标题:张伯苓:终身专心南开,深信教育救国 撰文|陈远 张伯苓(1876-1951) 我国近代闻名教育家,原名寿春,字伯苓。1876年生于天津。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师书院习驾驭,1897年结业后服务于水兵,不久离任回天津执教于严修家馆。1904年,张伯苓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,定名敬业书院。1907年,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凹地,即民间所称“南开”,建成新校舍,遂改称南开中书院。1918年着手筹办南开大学,1919年秋正式开学。1937年曾经,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的完好系统,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,培养出不少人才。 教育片言 只许往前走 张伯苓为教育四十余年而不辞辛劳,有人问他傍边的诀窍。张伯苓说:“人生当如拉马车之马,左右两眼被蒙着,只许往前走,而前面又是走不完的路!……我只知道往前走,决不说‘成了,能够乐一乐啦!歇一瞬间再走’。赌博的人不是风头顺就下大注吗?我也是如此———往行进。” 1911年,我国近代史上“私立大学的拓荒者”张伯苓在北洋水师书院现已结业16年了。就在张伯苓结业的第二年 (即1898年) ,光绪皇帝公布“明定国是”诏,宣告初步维新变法。同年,京师大书院创建 (即今日北京大学) ,教育新潮在陈腐的大清体系中初步萌生。 “圆满的事” 张伯苓弃水师而从教育,关键也在1898年。当年5月,张伯苓随“通济”轮送清政府官员去山东。清政府承受日本占有的威海卫,旋即拱让给英国。张伯苓感到“欲救危亡,非造就人才不行;欲造就新人才,非兴办新教育不行。” 胡适在《教育家张伯苓》一文中记载,张伯苓目击这一切,深受影响,喟然发叹:“我在那里亲眼目击两日之间三次易帜,取下太阳旗,挂起黄龙旗;第二天,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,挂起米字旗。其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,乃深深觉得,我国欲在现代国际求生存,全赖新式教育,发明一代新人。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工作。” 几个月后,张伯苓初步在严修家馆任教。严修,近代史上被封尘已久的一个姓名,张伯苓和南开之所以能在日后风生水起,实得益于严修。晚清变法,袁世凯受命在直隶天津先行测验,在天津兴办教育成绩斐然的严修落入袁世凯的视界。其时袁世凯在教育上的建议,多出自严修,袁世凯尝言:“吾治直隶之方针,曰练兵,曰兴学。兵事我自任之。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,吾供指挥罢了。” 可见严修的重要。 不过,严修与袁世凯的友谊,还不在于兴办教育。1908年11月,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施以棘手,袁“慌乱出都,旧识无敢与通讯者,惟学部侍郎严范孙修独抗疏,讼言进退大臣,应请明示功罪,不宜轻于斥弃等语……”1909年1月5日袁离京,只要严修和杨度二人陪着落魄孑立的袁,一直把他送到车站。之后袁世凯重整旗鼓,炙手可热之际,严修却拒绝了袁世凯邀其入仕。一介布衣,笑傲公卿。 南开之所以为南开,和严修与北洋的根由是分不开的。 所以,胡适说:张伯苓同严修的结识与协作,自南开草创时起,这是一件圆满的事。 政治运动的局外人 1911年,38岁的张伯苓在严修家馆 (1904年改为南开中学) 教授了13年。因严修的协助,此刻的张伯苓,在天津已锋芒毕露,成为颇有声望的乡绅了。 自1908年皇族内阁建立之后,在野派的政治活动也日趋激进化,示威活动此伏彼起。年长张伯苓六岁的天津教育家温世霖,就是其时天津的重要人物之一。1910年,全国示威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之际,温世霖先后六次参与示威,其中有一次更是作为示威书的领衔人,带领数千大众到总督署示威,首开全国发动大众游行示威之端。11月4日,清廷发布上谕,宣告于宣统五年 (1913年) 举行国会,禁绝再示威,否则按法惩罚。1911年1月7日晚,其时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陈夔龙命令将温世霖拘捕。 陈夔龙拘捕温世霖后不交司法部门,未经任何审判而科罪。在天津各界引发不小轰动。1月8日晚八点,直隶省绅界齐集天津县议事会,公推张伯苓为暂时会长,共议抢救温世霖的方法。先由温世霖之弟温励庵陈述被捕景象,次由张伯苓、杜小琴等陈述此事发作原因,最终决议用个人名义上书直隶总督“追问被拘理由”,当场拟定上书稿,签名者26人。次日上午赴督署,清廷只延见张伯苓一人,奉告“明谕其罪多系放逐,诸君无须干预”。张伯苓辞出,拟晚间齐至南开书院再拟方法。当日严修的记叙中有记载:“伯苓来谈支英 (温世霖,字支英) 事。” 当日张伯苓与严修谈了些什么,无从得知,或许深思远虑的严修并未表态,因为严修早已得知,温世霖之被捕,“北京政府意也”。 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。至此,张伯苓所能做的,就是使温世霖兴办的普育女书院保持不辍。而温世霖则被发配新疆。 不圆满的结局 张伯苓在1911年这段与政府的交涉,不知对其有何影响。不过,此事之后不久,张伯苓因“心气缺乏”,向严修请假去北戴河疗养,或许与其时形势有关。 武昌起义迸发后,革新潮流涉及天津,学生离散,南开中学一时陷于中止。校园经费绰绰有余,张伯苓与一切教员停支薪俸,管帐只发半薪,只要工友数人照给工食。11月,学生才逐步来校,张伯苓决议兼并班次持续上课,当学期的学生膏火折半。南开几近难以为继。这是南开校史上第一次面对严重困难,也是南开与国运相一直的初步。 1937年,七七事变之后,南开大学、中学因为平常爱国抗日的原因,于7月29日、30日被日军以轰炸机摧毁,蒋介石闻讯后安慰张伯苓:“南开为国家献身了,有我国即有南开”。南开声名,一时鼎盛。就在南开被摧毁不久,张伯苓的爱子在前哨献身。张伯苓得知后说:“我自己身世水师,今老矣,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,当今吾儿为国捐躯,可无惋惜了。”激愤之情,难以表述。 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,张伯苓以“变老多病,晦气远道”为由,谢绝了蒋介石父子请其去台湾或美国的劝请,留在大陆。身体原因固是不容忽视的要素,不过,他逝世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天津集会时满意地声称:“咱南开处处有校友,北京有周恩来,在台湾还有吴国桢。”由此来看,张伯苓挑选留下,或许心中有某种掌握。 不过,曾经在1948年国民党“行宪国大”之后出任考试院长的阅历,成了张伯苓在新年代的“政治污点”,1950年南开校庆,他早早预备去参与相关的活动,南开中学却不答应他进入,而南开大学也仅仅给他组织了一个一般座位。 1951年,张伯苓苍凉谢世。 张伯苓终身,多专心于南开,少与政治有涉。晚岁在政治风波中跌宕起伏,更有非个人所能掌控的要素。1911年因为教育与政治发生的那一段相关,则宛如这位死后苍凉的拓荒者生射中不经意的一段小插曲。像许多1909—1911年间的政治运动相同,天津这次小规模的反对运动,无疾而终,甚至于今日翻开来看,也未必能检视出更大的政治含义。不过,1911年,张伯苓关于当局的无法,却是当年许多学人的遍及遭际。 黄钰生吊张伯苓 张伯苓四十多年间为教育、为我国,辛辛苦苦,忙碌奔走,处处受阻,失利了再起来,起来了又失利,愈失利愈斗争,他是我国新教育的启蒙者,也是一代人师。可是需求提示的是,张伯苓是孙中山年代的人,而不是毛泽东年代的人。他是真挚的爱国者,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过错,也因为他爱国情切,把期望寄予到过错当地上去了,如把蒋介石当作我国的救星。  黄钰生(曾任南开大学大学部主任和秘书长) 本文编撰参阅了《张伯苓年谱》、《南开大校园史》、梁吉生《张伯苓的大学理念》等作品 作者 :陈远; 修改:张婷